神十九发射圆满成功之际，了解钱学森对国家尖端技术自主创新的意见 | 钱学森逝世15周年

钱学森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1955年从美国归来，为新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勋。1987年，钱学森从国防一线岗位退休，继续受聘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的高级顾问一职，为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深远筹谋。从他留下的书信、剪报和讲话稿中可以看出，钱学森对“大规模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未来可能有革命级影响及重大应用价值的国家尖端技术非常敏感，并高度重视尖端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工作。

芯片是现代电子设备的“大脑”，从科技含量高的电脑、手机等智能设备到简单的儿童玩具、学习机等小电器，处处离不开芯片。芯片是微型电子元件和电路在半导体硅晶片上的集合，故芯片又称集成电路。20世纪90年代，钱学森非常关注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状况，他多次写信给国防科技委主任朱光亚，提出：集成电路产业属于国家尖端技术，我国芯片不能长期依赖进口，必须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01

对芯片产业的发展建议

我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起步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1965年我国成功生产出了第一代单片集成电路，比世界第一款半导体集成电路的诞生仅仅晚了7年。然而，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产工艺和设计工具的改进，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的整体结构发生调整，逐渐转向成为高投入、高技术、高风险的“三高型”产业。于是，由于技术落后，生产成本高，国家扶持力度不足等原因，国产集成电路企业受到进口芯片的冲击后，纷纷倒闭或停产，中国芯片技术与国际先进企业的距离越拉越大。

钱学森晚年有读报、剪报的习惯，并且非常重视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状况。他留下的629袋剪报中，有一部分关于集成电路和芯片产业的内容，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

629袋剪报中有关芯片产业的内容

上述剪报材料来源于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系钱学森亲手从报纸上裁剪并收集的内容。从这些剪报材料中可以看出，钱学森对芯片产业的现状及未来多有关注。对于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错失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机遇，他尤为痛心。1994年1月31日，钱学森在写给朱光亚的信件中遗憾地提到：

“我们过去，在战略研究上有得也有失。在50年代末下决心搞‘两弹’是非常正确的，是一得。但在80年代初没有抓大规模集成电路，是不对的，是一失。总之，回顾往事，展望未来，深感我们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下功夫研究国防科技发展战略，抓重点，抓尖端科学技术。”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大规模集成电路，有一派流行观点认为“造不如买”。因为芯片行业投入巨大且创新艰难，自主研发、生产高端芯片的成本远远高于购买进口芯片。而钱学森作为战略科学家，深刻理解芯片产业对于国家的战略性意义，他提出，我国在80年代初没有抓“大规模集成电路”这一项尖端科学技术是战略研究上的失误，应及时补救。

1994年5月，钱学森在致朱光亚的另一封信中再次强调了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必要性，并对“造不如买”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信中说：

“日前见到文件，说我们要考虑国防科技的发展战略，并进行讨论研究。对此我非常拥护。但我也想：我们有个先决条件要明确，在什么指导思想下研究国防科技的发展战略？是坚定独立自主兼吸取众长呢？还是甘做小兄弟，拾人牙惠呢？我看后一种思想在现代中国科技工作者中是有不少的。如前见《内参》，说电子工业部想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有的专家就说那不上算，不如买Intel的‘586’便宜，Intel研制每一代新芯片要花20亿美元，而一代片子的寿命不过6-7年！是这样吗？附上剪报复制件不是就说明问题了，英国人能干的，中国人就干不了吗？当然，您是清楚的，中国的‘两弹一星’，中国的‘银河’电子计算机都是中国人自己干的。附上复制剪报讲‘曙光一号’并行计算机不也说明问题：与1991年进口的同类产品相比，‘曙光一号’的体积只有其1/5,而运算速度则比进口产品快5倍，价格只是进口产品的1/5。两个1/5，1个5倍！中国人干不过外国人吗？讨论发展战略的先决条件是我们中国人直得起直不起腰来！”

上述信件是退休后的钱学森写给朱光亚的。钱学森是国防科工委科技委的高级顾问，朱光亚则是科技委主任，二人经常在书信中沟通工作意见。在信件中，钱老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我们应当在什么指导思想下研究国防科技的发展战略？是坚定独立自主兼吸取众长，还是甘做小兄弟，拾人牙惠？其问题直陈本质。之所以必须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是因为钱学森认为，芯片产业属于“国家尖端技术”，关系到国家的信息、经济和国防安全。

“国家尖端技术”的概念始于“两弹时期”，最早由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提出。

现在，国际上通用的提法一般叫做“高技术（High Technology）”。高技术是指：处于当代科学技术前沿，能够为当代社会带来巨大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技术。

钱学森作为老一辈国防科技领导人，更青睐于使用“尖端技术”这一概念。与“高技术”相比，“尖端技术”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顾名思义，是指比“高技术”更“高”的技术，这里的高是科技含量高。第二重含义则是对于国家具有战略性意义，甚至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技术。

而集成电路产业无疑属于“国家尖端技术”，因为芯片的技术含量高，并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全，钱学森认为这是决定我们“独立自主”还是“甘做小兄弟”的大是大非问题。

完全使用进口芯片会产生两点安全威胁：第一，后门。第二，断供。首先来说第一点，进口芯片可能留有“后门”。芯片的设计和生产是一个极复杂的过程，所以，很多芯片在出厂时就存在着“漏洞”或“缺陷”。从理论上来说，芯片设计者及有心人完全可以利用芯片上的漏洞进行针对性的攻击，令使用者信息泄露或机器受损。如果我们大量购买美国高端芯片，就意味着“后门”掌控在美国公司手里。

第二点威胁是“断供”。“断供”带来的威胁不亚于“后门”。目前，我国的军用芯片几乎完全实现自主。试想，如果中国在军用领域没有自主研产芯片的能力，而是在迫切需要使用、补充芯片的时候被大规模断供，那将是何等可怕的场景！即使是在民用领域，“断供”也会带来巨大的威胁。2018年4月“美国制裁中兴”事件和2019年5月“美国断供华为”事件的发生，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安全。可以说，这两年来我们面临的芯片困境正是中国在国际上日益崛起的走势与核心技术不能自主的矛盾所引起的。

钱学森在信件中批驳了“造不如买”的观点，明确认为芯片的自主研发才是唯一正确路径。他提出的关于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和“先决条件”更是极具价值，且适用于一切科技政策的考量——短期的甜头不如长远的利益，“让中国人直起腰来”应当是我国制定科技战略的重要前提。钱学森对于芯片产业的发展建议体现出了其作为战略科学家、作为高级顾问的犀利与远见，更表现出了老一辈科学家们刚毅坚卓的民族气节。

02

对自主创新的三点意见

改革开放以后，钱学森一直思考新时期的国家尖端技术是什么。除集成电路产业外，他在书信以及公开发表的讲话中提及的“尖端技术”主要还有：人工智能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等。

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首先提出“智能计算机”计划，进而得到美、欧等国的响应。钱学森敏锐地感受到人工智能将成为世界各国新一轮科技战必争的制高点，故而多次公开倡导，要将人工智能视作新时期的国家尖端技术。在1987召开的人工智能专家组会上，钱学森提出：“智能机是我们国家现阶段的尖端技术，犹如战略核武器是我们国家50年代至70年代的尖端技术一样，这就是我的认识。”1988年在纪念国防科委成立30周年专家座谈会上，钱学森再次倡议：“属于整个国家的（当然包括国防在内）尖端技术是什么？我可以提一个项目，那就是智能机。”1992年，在“国防科工委缅怀聂帅丰功伟绩座谈会”上，钱学森发言道：“我们不能只说高技术，还要讲50年代后期提出来的‘尖端技术’。尖端科学技术就是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要集中全国力量来抓的几项特殊高技术。”在这次座谈会上，钱学森着重提出了两项可供选择的国家尖端技术，一个是人工智能技术，另一个就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也是钱学森非常重视的领域，他将信息技术的未来前景看作是“第五次产业革命”。1994年他指导戴汝为、于景元、钱学敏、汪成为、涂元季、王寿云六员大将写下《我们正面临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文章，从经济、文化、思维方式、学习教育等多个角度预测了信息技术发展即将带来的社会变革。1995年3月，钱学森在与国务委员宋健的通信中表示，“近日我收到《国家关键技术选择研究报告》，并要我提意见……我个人的想法是：直到21世纪初的国家‘尖端科学技术’是为了在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信息革命，即‘第五次产业革命。’其科学技术内容包括《国家关键技术选择研究报告》的信息技术及先进制造技术。”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钱学森多次提出要重视发展当代的国家尖端技术。由于时间、对象的不同，以及广义、狭义的区别，他每次提议的领域和项目并不相同，但不变的是，他一贯强调在尖端技术领域要自主创新。钱学森深知，当代尖端科技如原子弹一样，是各国争夺和保密的“凶器”，事关国家地位保障以及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顺畅。在尖端技术方面，指望其他国家是没有用的，必须开拓进取，走科技自主创新的路。长期以来，钱学森不断思考，并身体力行实践科技创新：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思维科学”作为中国人工智能界的原创思想理论，20世纪90年代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作为国家决策的新型方案，21世纪初发出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钱学森之问”。

科技自主创新不是口号，而是需要真正实施到生产实践中。对于怎样落实尖端技术的自主创新工作，钱学森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意见，笔者将之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发扬“两弹”传统，依靠严密组织。

新中国成立初期，科技水平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却又“快”又“省”地造出了“两弹一星”，堪称世界范围内国家科技攻关的奇迹。钱学森作为导弹和卫星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深度参与了当年的研制工作。他晚年有一个重要心愿，就是推广“两弹一星”模式，使之应用到新时代国家尖端技术的组织攻关中。

所谓“两弹一星”模式，就是“严密组织、协同攻关”。在组织层面，具体做法是：（1）有一个总的指挥。这个指挥是代表党和国家的，是有权威的，说话算数的。（2）技术上也要有个总的指挥。这就是总设计师，每一个型号都有一个总设计师，当然，还有副总设计师。但是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为总师服务的参谋机构——总体设计部，没有总体设计部，总师和副总师是无法工作的。（3）有一个有效的组织调度系统。因为一项研制计划，不是一定下来就准能实现的，一有变动，就应马上反映到生产组织工作中去。所以，生产调度，或者叫组织调度的机构和它的负责人是非常重要的。

钱学森提到，这一套方法是周恩来、聂荣臻同志把四十年代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成功经验运用到现代大科学工作上来了，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值得推广。1989年12月25日，钱学森在与聂荣臻元帅的通信中写道：“是您协助周恩来总理在社会主义中国创立了现代高技术、也就是尖端技术，从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直到定型生产的一整套组织管理的制度和方法……这一整套组织管理的制度和方法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结合我国实际的、是社会主义的。它们不但在过去的两弹一星事业中是成功的，现在的国家高技术工作也应该采用。”

>在协同攻关层面，则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各部门的通力合作。

“两弹一星”是一项复杂的大科学工程，不是某一个机构、某一个部门可以完成的。因此，为了更好地调度国家各个部门、机构的协同合作，周恩来总理亲自负责总体的组织和协调部署。

钱学森回忆道：“当时有一个‘中央专门委员会’，就是来组织国防尖端技术工作的。专门委员会日常主事的是周恩来同志，那时大力协同组织攻关决策的都是周恩来同志，贯彻执行的是聂荣臻同志。是他们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来组织全国的大力协同，动员了全国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那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没这套怎么行呢！”

改革开放后，钱学森深感部门分隔愈发严重，不利于组织智能计算机、信息技术等国家尖端项目的系统攻关。1989年，钱学森公开发表《总结“两弹一星”工作的经验是有现实意义的》一文，倡导学习周恩来总理领导“两弹一星”的经验，加大国家支持的力度，协同调度各部门、各专家，为新时期国家尖端技术的自主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二、参与国际合作，把握交流尺度。

对外开放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政策，发展科学技术更离不开国际交流。钱学森指出，“对外学术交流可以，也必要，但切忌天真。”在争取他山之石的同时，也要注意保守机密，把握对外交流的尺度。

那么，在哪些领域应该“合作”，在哪些领域应该“保密”呢？

首先，在基础科学领域，应积极发展交流与合作。基础科学研究是一切现代高技术的基石，其重要性毋庸多言。然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能力在各个基础领域都投入很多物力，钱学森提出，基础研究领域一定要多参与国际合作，加强对外交流，注重最新研究进展。1990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委员会上发言道：“我认为，在基础研究这个领域，世界性的阻碍可能要小一些，因为它没有什么直接的用处。所以，我们要重视基础研究……加入国际合作是一个办法，像高能物理中高能加速器这类工作，就可以搞国际合作。”1993年12月，钱学森在与《现代物理知识》杂志主编吴水清的通信中回答了“为什么诺贝尔奖与中国人无缘”的问题，并谈到了什么是适合于中国国力和发展规划的基础科学政策。钱学森说：“中国人绝不是没有做物理基础研究的能力；如吴有训、赵忠尧、钱三强、何泽慧在国外都曾做出非常出色的物理研究。……所以由以上事实看，中国的人得不得诺贝尔物理奖关键在于国家建设的整体方针政策。……我个人认为，基础研究是无国界的，成果皆公开于文献和学术会议中；所以当我们的生产技术尚未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还不需要去开拓未知新领域时，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的基础研究成果。当然，要学会利用别人的基础研究成果，自己也得做基础研究才懂得此中底细。所以我国今日基础研究的国家目的即在此，而不是去抢夺诺贝尔物理奖。”

其次，在一般的高技术领域，也应当寻求合作。钱学森在1987年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问原联邦德国时谈到，当代的新兴高技术有很多，像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能源、材料等许多方面，当我们国家财力有限时，“就要放长线、钓大鱼，慢慢来，但是，不能说不搞，不搞就落后了。怎么搞法呢？一方面用自己的力量；另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们合作。”

最后，对于国家尖端技术，如人工智能技术，则要注意开放尺度，保守进展秘密。钱学森深知，国家尖端技术是世界强国争夺和保密的重点，关键技术不能依靠别人获取，国内的进展也不能泄露给他国。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兴起智能计算机研究热潮，钱学森在1987年12月召开的人工智能专家组讨论会议上发表了一些意见，并于最后谈到了开放的尺度问题。他说，“搞战略核武器时，我们国家是封闭的，一切保密，不许对外交流。现在的情况跟那时又不同了，实行开放政策，那就要和别人交流。但是，智能机问题又是国际上争夺很激烈的一个问题，因此不能什么都公开发表，能讲的则讲，不能讲的就要保密。”在未公开发表的版本上，钱学森还强调道：“今天我讲的就不能公开。一九八五年五月下旬，在涿县的全国第五代计算机学术研讨会上，我有个讲话，有人要发表，我未同意。……无关紧要的可以交流，要害的不能讲。”

钱老关于科技对外交流的意见充分显示了其战略眼光与国际胸襟。当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在基础研究以及高技术等领域将会有一定的战略调整，但总的来说，以上三个层面的见解对于今天而言依然具有极鲜明的指导意义。第三、培养创新人才，加强思想教育。

人才是尖端技术自主创新最不可或缺的力量。钱老一向高度关注人才培养问题，在他留下的诸多著述中，最关切的人才有两种：一个是科技帅才，一个是创新人才。

所谓科技帅才，就是能带领一个庞大团队进行尖端技术科研攻关的领导型人物。钱学森和其它科技工作者一样，深深折服于我国第一代国防科技领导人的领导才能，并常常怀念在周恩来、聂荣臻麾下工作的时光。他认为周恩来、聂荣臻等人都是真正的“帅才”，而我国现在则缺乏这样的人物来领导新时期国家尖端技术的攻坚战。“科技帅才”应当具备以下素质：（1）对党对国家高度忠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科技帅才”是为社会主义中国服务的，是新一代国家尖端技术攻关的主要责任人，所以“忠诚”是首要素质，培养科技帅才尤其要重视思想教育。（2）具有高超的组织和决断能力。为什么叫“帅才”，钱学森认为，“‘帅才’就是要‘打仗’，工作即战斗。”领导国家尖端技术攻关本就是一场硬仗，要想在世界战场上打赢科技战争，就要具备高超的军事思想水平，像上战场一样做出杀伐果断的决策。（3）具有“大成智慧”，兼备性智与量智。钱学森思考认为，周恩来等人的领导艺术不是学习某一项单一技能的结果，而是一种圆融的智慧，即“大成智慧”。他晚年提出了“大成智慧”的思想，并致力于推动“大成智慧教育”，倡导要从科学与人文两方面培养人的综合素质，以达到圆融智慧之境。

除了“科学帅才”之外，钱学森还非常忧心我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存续问题。创新型人才是尖端科技自主创新最可宝贵的资源财富，也涉及21世纪世界各强国争夺科技主场的未来前景。2005年3月29日，钱学森在301医院住院期间与身边工作人员进行了生前最后的一次长篇系统性谈话，谈话的内容便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众所周知的还有“钱学森之问”，是说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医院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讲：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师‘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03

三、对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待

从“钱学森之问”提出至今，各界仁人对此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和解答。由于钱学森在同时期的谈话中多次推崇加州理工学院的科技创新精神，所以，关于“钱学森之问”的大量讨论都集中于我国教育体制的弊病和对西方大学自由精神的崇尚上。似乎“向西方大学学习”便是解决我国创新人才需求的出路，然而，这真的是钱老的本意吗？

笔者以为不尽然。钱学森不满于国内平淡庸常的教育、办学模式，推许加州理工学院自由讨论、活力蓬发的学术氛围是真，然而却并非全方位的推崇西方大学的教育模式。譬如说，他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氛围就视若等闲，对其办学理念亦不甚赞成。钱学森说：“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张纯如在美国为钱学森写的传记中也提到，麻省理工学院走的是培养传统美式工程师的路子，不重视最新的航空工程理论，因而，尽管钱学森的成绩依然出类拔萃，可是“他与麻省理工学院就是格格不入。”

由此可见，钱学森推崇的是加州理工学院，不是整体的西方教育体制。对于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令人欣羡的西方顶级科学殿堂，钱学森的评价是“没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笔者认为，“钱学森之问”的宗旨并非希望我们完全向西方大学学习，相反，钱老一贯反对且厌恶国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认为西方科学至上的社会风气。

笔者在钱学森与各界人士的往来书信中，截取了一部分观点鲜明的内容。

以上可见，钱学森真正的期待，是希望中国科技工作者不再迷信外国的科技成就，而是拿起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有利武器，重拾民族自信，攀登科技高峰！2007年，当温家宝再次看望96岁的钱学森时，钱老心中依然念念不忘“超越外国人”这一目标。当温总理提及两年前谈论的创新人才问题时，钱学森回答道：“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

钱学森一生骄傲，不服外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中华民族以佼然之姿傲立于世界之林。对于国内学术界“过于崇洋”的风气，他非常忧虑且对往来交流人士反复叮咛。笔者以为，思想教育界将“钱学森之问”解读为对西方制度的尊崇，是对钱老本人以及“钱学森精神”的误读。“钱学森之问”是钱老的困惑，同样也是他的期待。从2007年钱学森对温总理的回复看来，他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科学与文艺相结合的教育，以及树立身为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和科学自信。

钱学森1935年去往美国留学，1955年披沥艰辛学成归来，从青涩的大学生成为了世界公认的空气动力学权威。在归国的邮轮上，“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船长将钱学森一家从三等舱请至头等舱，这说明在美国人心目中，像钱学森这样有名望的科学家乘三等舱是不合适的。在旧中国贫病积弱的年代，华人能取得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可谓罕见。人必先自尊而后人尊之，钱学森在美国求学的青年时期便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以及与西方精英同台竞技而毫无畏怯的自信心。

钱学森晚年讲过一件有趣的事：“1935至1936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班上有几个中国学生，还有一个英国学生。有一次这个英国人来了，他说，‘我借你的笔记用用，前几天我发烧了，没上课，缺笔记。’我开玩笑说，我们的英语不行，你还是借美国人的笔记吧。他说：‘我是英国人，还有点自豪感，我不借美国人的笔记。我为什么借中国人笔记，因为我服输了，我比不过你们。’”钱学森感慨地说：“中国人在那个时候，名气是很过硬的。而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现在中国人去美国念大学，美国人还要考我们，这不是侮辱吗？”

据郑哲敏回忆，钱学森的自尊心很强，“他不但不认为中国人低人一等，在洋人面前，他还常常要表现得高人一等。除了冯·卡门，大概他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钱学森的这种鲜明风格，甚至令其它中国留学生都觉得不解。

更广为流传的是，钱学森回国后，在陈赓的陪同下访问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问,中国人能不能发展导弹？钱学森干脆地回答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自此后，钱学森脱离了力学研究的一线，从一个螺丝钉、螺丝帽开始抓，为我国国防科学工业的建立献上了毕生的热情和汗水。钱学森用自己的一生践行并证明了中华儿女的骄傲和骨气，“不要跟着外国人跑”和“多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他对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殷殷期待。其精神实质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具有相同旨归。

今日的中国在国际上更强，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不应盲目追随西方规范，而应该以更加自信的面貌去开拓和争夺科学界的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