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核心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科学技术竞争的关键则在于对掌握科学技术并成为科技创新主体的高层次科技人才的竞争。科技创新作为一个国家科技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国家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因而,基于对人类历史经验和社会发展规律总结得出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成为这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而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发挥关键作用、作出突出贡献的战略科学家,则成为支撑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性智力资源,是引领国家科技创新事业发展方向至为重要的技术力量。
2020年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当前,全国上下正掀起一股党史学习教育热潮。战略科学家作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最高代表”,是践行党的伟大事业和历史使命的典型职业群体,助力新中国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先锋战士”,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及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动实践者,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和宝贵资源。充分认识战略科学家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应有地位,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成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与时代召唤。
一、战略科学家是战略层面的科学家和科学领域的战略家

理解“战略”的内涵是分析战略科学家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划清战略科学家与一般科学家的概念边界、认识战略科学家独特身份及其社会价值的词源学依据。
(一)战略科学家的概念演绎
“战略”一词最早是一个军事术语。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战略理论奠基人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指出:战略是“利用战斗来达到战争目的”。由此可见,“战略”最早是一个与战争相关、与战术相对的概念。随着战略学研究的深入,“战略”的内涵也不断拓展,从军事领域延伸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各领域,并衍生出“发展战略”“文化战略”“外交战略”“战略管理”“战略规划”等诸多词汇,战略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时至今日,举凡具有全局性、长远性、指导性的规划、策略、方针等,均可纳入“战略”范畴。基于对“战略”概念的厘定,对“战略科学家”进行讨论和研究也就具有了最根本的方向和基础。
对“战略科学家”进行定义,目前主要停留在概念阐释甚至舆论宣传上,而围绕其实际内涵所进行的深入研究尚未开展、规范阐释尚未形成,甚至有称其为“科学战略家”“战略科技人才”“科学技术的战略家”的,导致概念混乱、内涵不清、语义模糊。更有甚者,不少学者和媒体人士抑或为了提高学术关注度,抑或为了强化社会影响力,抑或为了增加受众点击量,热衷夸大其词,追求社会效应,将“战略科学家”与技术专家、时代楷模甚至商界精英混为一谈,将“科学标准”降格为“社会标准”,将“学术尺度”置换成“舆论尺度”,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战略科学家”。其根本原因在于价值标准(概念阐释、评价机制、保障体系)缺失。所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降解了战略科学家的价值密度。
只有从深层内涵上揭示战略科学家的群体属性,才能对战略科学家的本质身份进行准确定位,也才能真正发挥其在国家科技事业发展中应有的价值和作用。从表述上看,战略科学家有两层含义:一是战略层面的科学家,他们既能深耕专业、探赜索隐,又能跳脱专业、总揽全局,在对学科专业发展历史、现状与前景了然于胸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前瞻性、开拓性的新理论、新思路、新方法,引领专业发展方向。二是科学领域的战略家,即一方面能够站在科学技术发展最前沿,洞察时代和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及总体趋势,着眼拓展和维护国家现实需要和根本利益,对国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方向性、全局性、先驱性思考,形成具有科学内涵并能用于指导科学实践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能够树立自己在某一科学领域的权威性身份,在统领学科发展基础上,带领科研同行一起,为国家科技事业创新发展作出群体性贡献。
(二)战略科学家的群体镜像
在科学家群体中,战略科学家是科学性与战略性的集成、引领性与典范性的嫁接、专才与通才的统一、创造性知识与创新性思维的结合。美国著名学者柯林斯在《大战略:原则与实践》一书中写道:“如果说在某个领域,通才比专才更为可取,那个领域就是战略。”由此可见,与一般科学家乃至科技领军人才不同的是,战略科学家的重要性更多地在于“战略性”而非“科学性”。就与社会接受度较大的科技领军人才比较而言,在概念上,科技领军人才仅限于“科学”层面,是掌握最新科学技术前沿领域知识、具有代表性科学话语权的科学家。至于战略科学家——不妨形象地说——科学领军人才中的“领军人才”,属于“领袖型科学家”“战略型科学家”“国家级技术领导人”范畴。因此,战略科学家既是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不可或缺、无可替代,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个体呈现,说万里挑一并不为过,有的甚至百年难得一遇,如被誉为“人民科学家”的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作为战略层面的科学家,他们必须悟得透、握得准,以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引领未来;作为科学领域的战略家,他们必须站得高、看得远,以科学视野和战略眼光谋划长远。
为此,笔者将“战略科学家“定义为:战略科学家是战略层面的科学家和科学领域的战略家,通过引领学科与专业发展方向,形成具有科学内涵并用于指导社会实践的科技战略思想,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尤其是国家级大科学工程作出群体性重大贡献。其中“战略层面的科学家和科学领域的战略家”指的是战略科学家的身份属性,“引领学科与专业发展方向”指的是战略科学家的科学地位,“具有科学内涵并用于指导社会实践的科技战略思想”指的是战略科学家的理论造诣,“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尤其是国家级大科学工程作出群体性重大贡献”指的是战略科学家的“领袖特质”及其作出的社会贡献。“五位一体”,始得大成。
二 、战略科学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特质呈现

战略科学家是科研创新的主体,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处于“神经中枢”位置。就为中国科学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贡献科学才智、提供智力服务而言,战略科学家应具有四重根本特质。或者说,是否具有这些特质,成为判断和评价战略科学家的核心标准。
(一)政治忠诚、立场坚定,是“民族脊梁”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人们常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句话本质上讲的是科学家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语境下,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战略科学家既是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科技精英,从事的又是党的事业,应该既具有拥护党的领导、以自身科学才智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的坚定政治立场,又具有自觉学习、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否则其科学成就再大也会因失去价值皈依而黯然失色。对此,钱学森在给一位学术友人信中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对于自己为国家建立的卓越功勋,他非常谦虚地说:“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句话体现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深沉的家国情怀、崇高的政治品格和无悔的科学担当,堪为战略科学家之楷模。
(二)前瞻布局、引领创新,是“国之重器”
战略科学家往往具有前瞻布局的宏大战略视野和引领创新的深邃科学智慧,在所从事的领域有精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造诣,作出了公认的学术贡献,是全面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少数”。战略科学家能立人所未立、见人所未见,在科技领域独当一面,在国际上掌握科技话语权,是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国际代言人”。战略科学家对于学科发展规律的探索、对于科学研究本质的理解、对于科学事业所作的贡献,达到了一种“透古通今、了然于胸”的境界;他们对于学科发展方向、科技发展趋势、国家发展战略,有着整体性把握、全局性思考和前瞻性认识,并能提出基于科学实证的战略性规划决策建议。他们能够较好地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敏锐洞察和思考本学科发展的前沿性问题,并创造性地提炼出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科学问题,不断开拓新的科技领域。钱学森曾在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指出,要成为科技创新拔尖人才,“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这话用在科技创新人才身上如此,用在战略科学家身上更是如此。
(三)精于谋划、善于领导,是“科技帅才”
“战略”之所以重要,甚至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主要在于战略具有根本性、统领性和决定性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武警总医院院长郑静晨认为,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战略在空间上具有左右全局的功用,二是战略在时间上拥有高瞻远瞩的意蕴。为此,对战略科学家而言,他们需要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能够组织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并作为“首席科学家”负责决策建议的组织实施,从而解决事关国家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他们要能跳出学科门户之见,以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站在国家发展的高度,结合国家总体战略布局尤其是科学发展战略(或规划),整合学科科研力量,建立独创性学科体系(基础科学领域)、技术体系(技术科学领域)与生产体系(工程技术领域),在国家大科研体系中不断开疆拓土,引领学科发展新方向,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一般科学家难以企及的独特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指出,“科技发展战略往往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核心,而科技发展战略制订得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略科学家对于我国国情以及世界科技发展前景判断”。战略科学家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制订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四)人格高尚、堪为师表,是“时代楷模”
人格魅力也是领导力。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领导者,不怒自威、气宇轩昂,言之有力、足以服人,行之有规、足以示人,召之有法、足以率人,教之有道、足以化人。爱因斯坦曾说过:“大多数人都以为是才智成就了科学家,他们错了,是品格。”对科学家而言尚且如此,对领军型战略科学家而言更是如此。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其意义也许正在这里,在于作为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或者说人格感召力。只有具有凝聚科技同行的魄力、培育科技新秀的胸怀,以人格塑造人格、以精神引领精神,不断为国家培养高级专业人才,才能实现科学传承与创新。因此,战略科学家不但要有深厚科学素养和崇高科学精神,还要有强大 领导魄力和高尚人格魅力,能够团结大批科技工作者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共同奋斗、砥砺创新,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除此之外,他们还应甘于并善于引导、激励、培育和造就国家需要的科技创新人才,尤其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关键领域的关键技术人才,领导科研团队薪火相传、持续创新,为国家在国际上形成科技竞争优势不断注入新血液、激发新动能。在此意义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无疑成为战略科学家“战略性”身份发挥与价值实现的重要标志与本质需求。当前,我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时期。这离不开一代科技工作者接力创新、砥砺奋进,需要战略科学家挺身而出、主动担当作为,勇敢承担起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时代重担,充分发挥自身在国家发展历程中作为关键人物在关键历史阶段所起的关键作用。
三 、发挥战略科学家引领作用的机制保障

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主战场”、成为国家实力和意志博弈核心依托的时代背景下,可以说,谁掌握了科技创新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国际竞争的决胜权。科技是强国的支撑,而掌握科技创新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有赖战略科学家的培养及其作用发挥。习近平同志指出,科技决定国力改变国运,是国之利器;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成为其中“一号任务”,堪称重中之重,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战略科技力量在国家发展中重要性和紧迫性的高度重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需要党中央战略引领、顶层设计(即制度/政治支持),更需要一代代、一批批战略科学家挺身而出、担当作为(即智力/技术支持)。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战略科学家堪称科学家群体中的“冠军选手”,对国家的贡献远非一般科学家所能比拟。打造一支统领科技战线千军万马的战略科学家队伍,一方面可以为国家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高水平且具有实践意义的战略咨询,从而提升国家战略决策力、战略执行力和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夯实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他们更好领悟国家战略意志、执行国家战略行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从而提高国家战略执行力,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影响力。为保证战略科学家群体在国家各项事业中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发挥,有必要建立基于组织引领的政治关怀机制、基于代际传承的战略科学家学术成长机制、基于功能发挥的战略科学家科研激励机制、基于价值彰显的战略科学家权益保障机制。
(一)战略科学家政治关怀机制
政治关怀是政治引领的支撑性要素,加强政治关怀成为战略科学家价值实现的根本保障。加强战略科学家政治关怀是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挥尊重科学、尊重科技人才、尊重科研创新优良传统的直接体现,有利于激发以战略科学家为引领的广大科技工作者潜心科学研究、实现科技创新的精神动能,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及建设创新型国家。为此,应从国家层面加强战略科学家政治关怀制度设计,努力营造大胆选用、放手使用战略科学家的制度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放手使用人才,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既要重视成功,又要宽容失败,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让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对一般人才如此,对处于“人才金字塔”顶端的战略科学家而言,尤其如此。只有给予战略科学家充分的科研技术赋权和战略决策赋权,政治上充分关怀、科研上充分信任,才能实现战略科学家科研工作效用最大化和科学贡献价值最大化。以美国为例,在科技制度层面,美国创建了战略科学家群体与政府首脑之间的稳定联系,形成了战略科学家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有效机制建立了稳定多元的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汇聚了一大批美国国内顶级战略科学家,为制定美国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出谋划策,在美国一次次站立科技创新潮头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关于政治关怀对战略科学家科学成就的重要性,钱学森曾经说过两句颇具代表性的话。一是国家层面的政治保障,即党对中国航天事业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他说:“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协同攻关,这样的事情谁能办到?所以我常常说,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的切身感受。”二是个人层面,即周恩来总理“文革”期间对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航天科技主帅的关怀和保护。他说:“‘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如果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二)战略科学家学术成长机制
战略科学家的培养乃千秋大业。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不抓紧“科学技术”这个发展的“命根子”,不培养造就对科技创新、产业变革、国家安全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科学家,就难以在未来越来越明显的激烈竞争中掌握战略主动、抢占战略高地、赢得战略先机。为此,需要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制定遵循教育基本规律、适应国家战略需求、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科技创新人才培育战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应从长计议,从战略高度加强对战略科学家学术成长规律的探索研究与实践创新。在这方面,中国科学院早在2004年就进行了以培育“战略科学家”为目标的人才建设计划,并取得了良好成效。该计划旨在通过对战略科学家和科技拔尖人才的培养,带动人才资源的整体开发,从而提升人才队伍的整体实力。其基本经验是从着力实现人才制度改革突破转向队伍整体创新能力提升,从强调实现智力资源代际传输转向战略科学家和科技拔尖人才培育,从队伍发展规模总量控制转向队伍的动态优化与持续发展机制建设。
(三)战略科学家科研激励机制
2020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要深化科研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型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科研队伍,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应通过建立战略科学家潜心科研、勇攀高峰的科研激励机制,不断激发其创新潜能,实现其在科学研究中的自我激励、自我赋能、自我突破。目前,我国已经建立涵盖不同成长阶段科技人才的项目资助体系。但对于身居科研创新一线的战略科学家群体,尚缺乏实质性支持的资助项目,这与战略科学家在科研创新主体中的地位很不相称。国家应建立完整的战略科学家科研激励机制,核心要义包括:强化战略科学家决策咨询的作用,提高战略科学家在国家科研战略制定、重大项目规划等领域的话语权重;适当扩大战略科学家的科研自主权,精简报批、审定、验收程序,尽可能减少制度上的繁文缛节对其开展工作的束缚;推进战略科学家资助体制机制创新,明确适度的激励机制对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潜力的重要性,在资助机制上进一步创新;建立差异化资助体系,并在资助额度有所倾斜和突破,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四)战略科学家权益保障机制
应将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落实落地,让一代又一代敢立时代潮头、堪当国家重任的战略科学家骈兴错出、不断涌现,助力他们将满腔科学热忱化作“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实实在在的报国行动;让战略科学家在实施重大科研项目时拥有技术路线决策权,科学尊严得到切实保障;在确保“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切实赋予战略科学家以科研经费支配权,使其不为细事琐节费力劳神;适度扩大战略科学家学术资源调配权,让经费围着人转而不是人围着经费转,确保他们心无旁骛,将主要精力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同时,要尽可能减少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干预,更不能将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将行政工作为科研工作掌舵定向,行政为科研服务、为科学工作者服务理念落到实处,让科学研究、科研创新回归价值本位。
四、结语
2018年10月,中国科协发布《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科技工作者突出的问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研项目管理上繁文缛节仍较多。科技工作者认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障碍是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科技成果转化对提高科研人员收益作用不大、科技成果经济价值评估难导致供需双方难以达成交易、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服务体系不健全。二是科研人员工作满意度提升但超时工作情况加剧。科研工作者自主创业/智力流失现象较普遍,但科研工作者自主创业面临诸多障碍或困难。三是科研人员收入待遇和生活状况不尽如人意。科研人员收入虽有所增加但收入满意度持续下降,形成“倒挂现象”;科研工作者在用人单位劳动过程中劳动报酬等方面的权益保障亟待完善。由此可见,一般科技工作者的“制度性关怀”尚且如此,战略科学家能够在社会上享有应有地位更是尚需时日。
当前,党史学习教育正如火如荼在全国各地开展。充分认识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战略科学家群体在建设科技强国历程中的突出贡献及其重要作用,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科学才智,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辩证统一、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共同彰显,既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涵和恒久主题,也是全社会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汇聚磅礴力量的根本需要。
推荐人: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学术研究部副部长、副研究馆员 汪长明
推荐理由: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是钱学森最广为人知的职业角色和社会身份。同时,钱学森还是一位集崇高政治品格、宽广科学视野、非凡领导魅力、高尚人格修养于一身,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百年难得一遇的战略科学家。他政治忠诚、立场坚定,前瞻布局、引领创新,精于谋划、善于领导,人格高尚、堪为师表,堪为中国战略科学家的杰出代表。斯人已去,来者可追。晚年钱学森曾语重心长地指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需要更多钱学森式战略科学家脱颖而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指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要深化科研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型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我国战略科学家群体共同精神特质,考察战略科学家成长、发现、培养和使用的政治关怀机制、学术成长机制、科研激励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可以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益的历史镜鉴和时代启示。
编辑:瞿凯侠
